荒诞年月之红薯大王吹上天

寂静回声

典型的大跃进宣传画：
一位喜气洋洋的中国农民，满面春风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穿白背心，骑在火箭式的特大红薯“卫星”上，正飞向标着“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字样的天宇。
各种高产“卫星”，作为陪衬，也在飞速升空。
而喜报则声称，1958年11月，山西省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发射出一颗红薯卫星大王，亩产红薯113万余斤，勇夺全国粮食“卫星”之最，创造了大跃进年代粮食亩产最高纪录的特大“卫星”。

报喜者们豪气冲天：“我们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在迎接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将要创造出更大的人间奇迹！”
是的，这是大跃进年代，放出的最高粮食亩产“卫星”，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粮食亩产量！

红薯，曾披红挂彩，显耀于大跃进时代，却又救苦救济难于继之而来的大饥荒年代。
红薯，亦称“番薯”、“红芋”、“红苕”、“甘薯”、“地瓜”。据《辞海 农业部分》第175页释义：番薯，旋花科。在热带为多年生草本。茎蔓生，茎节着土后易生不定根。叶心脏形至掌状深裂。在我国南方能开花结实。喜温暖多光，耐旱、耐碱、不耐霜。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我国南北各地都有栽培。适种于肥沃而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常用块根和茎蔓繁殖。块根含大量淀粉，可作粮食或供制酒精和淀粉等。蔓叶可作饮料。
红薯称为番薯，因为它是泊来品。红薯起源于墨西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把红薯带回欧洲，作为礼物，在初谒西班牙女王时献给女王。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红薯。后西班牙水手把红薯带到菲律宾的马尼亚和摩鹿加岛，传入亚洲。

番薯传入中国，大约是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川府志》等著作，都有对红薯传入中国渠道的记述。清人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闽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丰。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种。又据《甘藉考》：陈振龙六世孙陈世元及其子陈云，先后以甘薯传种于鄞州（浙江宁波）、胶州、青州（山东青岛、益都一带）、豫州（河南朱仙镇一带）各地，渐次在浙江各地传播，时为清乾隆前后。

当年，在中国老百姓看来，吃番薯是一桩不得已的事情：红薯是杂粮，只有在缺粮或饥荒里才肯当饭吃。中国人口多，老百姓愁的是温饱难得。味道不好，营养不高，又不顶饿，吃下去肚子胀气光放屁，但产量很高，又能在贫瘠的旱地上生长的红薯，于是几度成为中国人民的主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中，饥民以红薯充食，至少挽救了数百万中国老百姓的生命。薯类的播种面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迅速扩展，正是缘于二十世纪中国人口的迅速膨胀。

据统计：红薯在中国大陆的播种面积，1914～1918年为2500万亩；
1931～1937年为5500万亩；
1957年为15700万亩。
而1958年为25000万亩，1959～1962年，红薯种植面积在2亿亩以上。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红薯种植规模一直在杂粮中充当主角之一。

在细粮交国家，粗粮留自己后，红薯往往成为农民的主粮。
查阅了此一时期北方8个省份54个县的有关档案，每县都曾在有关文件中表明：人民公社社员渡饥荒的主粮，大多数时间中红薯曾唱主角。

就在候马市新绛东方红公社“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地，33年后，当年“卫星王”参予者之一的行云耀老人回首往事，唏嘘不绝：“那红薯卫星大王造孽太大了。国家征好粮，农民吃红薯。后来苦日子来了，人饿得把红薯当成个宝，吃薯块，吃薯叶，吃薯藤，人和牲口争食吃。红薯救的人可多了。要不然，人都会死绝！”
当年参加收挖“红薯卫星大王”的行凤臣，也深有感触地说：“红薯卫星大王是假的，那是干部们弄虚作假放卫星弄出来的，邀功呢！不过，苦日子一到，红薯叶、红薯藤、红薯全身都是救命粮。红薯是社员的救命大功臣。”

“红薯卫星大王”，是大跃进年代中，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热潮就要收尾时爆出的特大号新闻。
1958年11月25日，《山西日报》报道：
侯马市新绛县东方红人民公社，创造了全国红薯亩产新纪录。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共产1139789斤，超过湖南红专人民公社创造的红薯为产567570斤全国纪录一倍还多。
这亩红薯共15400株，平均每株收70余斤，最高一株产125斤，每个薯块的重量一般5-10斤，最大的一个重28.4斤，地面4尺以下都有红薯块，连串的薯块和薯蔓一样长。
有125人参加这一亩红薯的收获工作，从11月10日开始收，经11天，至21日才收运完毕，除用小平车拉了1854车外，还用筐抬了2660筐。参加验收的，有中共侯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连岐山，市人委农业科长孙振民和地专卫星田验收的陈俊哲等13人，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农业部长卫兴国等，也参加了验收。这一亩红薯试验田，是峨眉岭上的一亩细沙旱地。在条件并不优越的情况下，刘文生等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一奇迹，是由于他们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所指定的农业增产宪法，水、肥、土、种、密、窖、工、管。这块地深翻五尺三，施各种肥料51万斤，并分期分层施肥。同时因地制宜，大胆进行耕作技术改期，变少锄为多锄，变不培土为培土，变翻蔓为提蔓，变平地为高垅，从各方面保证了产量的提高。
另外，和这一亩卫星田相近的16.52亩红薯，也得到丰收。其中，党分支书记行步云经营的一亩二分试验田，平均亩产203811斤；生产股长行帮柱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红薯53926.4斤。
红薯“卫星大王”一出世，以其“创造人类粮食生产史上的最大奇迹”，理所当然地轰动了全国！各地报道中均将其称之为“红薯卫星大王”。

没过半年，中共中央有关党的内部刊物又登载了处分红薯“卫星大王”制造者的党内文件。热闹和耀眼了没几天的红薯“卫星大王”，便遑遑然殒落坠毁了。
这样一场“创造人间奇迹”的大闹剧，官方文件中，不过是三言两语，便做了打发。
红薯“卫星王”这创世的奇迹，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在创世奇迹所在地区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里，人民大众又是如何渡过大跃进及其引发的“苦日子”那大饥馑年代的？

参加过红薯“海阔天空大王”验收的一位原新绛县委干部说：“红薯王那件事，处分了几个人，我也作过检讨，受了一些牵连。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大跃进年月，一说要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了，说真的，当时人打心里激动，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脑袋也发热。有的干部是心术不正，想立功，比如李俊卿，80年代又弄出违法乱纪的那么大的案子。但一般干部就是追风跟潮的问题。全国放了那么多大卫星，山西的卫星还没叫响，我们放一个全国第一的，争光呗。没想到形势后来变化，还落了个不是！”
那是一个大变乱的年代。新绛东并西转，令人眼花缭乱。为了让读者有一条清晰的思路，我们先从新绛的历史演变说起。在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南缘，汾河下游，有一个著名的晋南古城：新绛。新绛春秋时为晋国大夫荀氏邑，即荀城。战国时三家分晋，为魏国汾城。隋改绛州。1912年民国成立后，废除旧制，取“咸与维新”意，改称新绛。
历史上，新绛是山西著名的工商业名城之一，素以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闻名三晋大地，号称“七十二行，行行俱全”。故山西流传有“南绛（绛州）北代（代县），忻州不赖”之说。

一位当年参予地委对“红薯王”事件调查处理过程的山西干部，大谈起晋商文化与侯马人的精明关系，“侯马是一个晋商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历史古城，侯马人的商业精明非同寻常。侯马的干部，人是很能干的，但在于上面吹什么风，你吹什么风，他就唱什么调。大跃进吹放卫星风，侯马人的精明劲都用上了。你一看当时处理的几个干部，个个比猴子都还精，放卫星时玩的那些招数，人又精，胆又大，真不是一般老实人。问起新绛七十二行的事，我告诉你，60年整风整社，社员就刺讽干部，说是七十二行，卫星最强。骂干部放卫星，吹大牛不要脸皮呢！”

新绛是一个有内涵的文化古城，新绛县城古塔的神秘现象，更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八国联军攻北京，慈禧逃难西行时，以及林彪出逃事件后，新绛古塔显灵。古塔塔身还有一块木牌，上面说道，1971年9月，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白露至秋分间，每当夕阳西下，新绛县城古塔塔顶偏西南方，就会出现一缕如烟黑带，绕塔转圈而出，越绕越粗，圈随其大，经久黑气绕塔而上，直冲云汉，若青云状。其时，观众成千。有好事者，拾级而上，持长竿，系布囊，在青云处扑之，云科学观察，系蚊群所聚。但难以服人。又云，慈禧西逃时，依样塔绕青云，云云。于此，似乎新绛人人乐道。

大跃进把新绛这一文化古城推到天下知名的位置。
1958年8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新绛撤乡建社，全县48个乡，184个高级社，组建成5个人民公社；
即东方红公社、红旗公社、灯塔公社、大跃进公社、战斗公社。11月，取消新绛县治，并入侯马市。
对原建5个人民公社重新命名，战斗人民公社改为新绛人民公社，驻城内；
大跃进人民公社改为人民公社；
红旗人民公社改为古交人民公社；
灯塔人民公社改为阳王人民公社；
东方红人民公社改为横桥人民公社，驻横桥，辖6个管理区。发射红薯“卫星大王”的行云庄，属横桥公社横桥管理区。
1961年11月，新绛县恢复县制。1984年9月，撤销公社，建立乡镇，行云庄属横桥乡，迄今。

《新绛县志》：公社化后，平调土地、房屋、劳力、资金、粮食等，在生产组织上实行团、营、连等军事化建制，分配上实行以政治表现为主的工分制。同时实施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770余个。集中劳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大兵团作战”，1958年建三泉水库，同时使社员利益受到损害。自留地、自留树被当作资本主义成分全部划归公社所有，核算以生产大队为单位。
那是一个狂歌高放的年代，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人放起“卫星”大跃进。
“放卫星”，是大跃进时代的专有名词。

50年代中期，新的工业革命浪潮又从西方澎湃激荡。1957年，苏联先后发射成功两颗人造卫星，向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毛泽东慧眼大开，豪兴如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他说：“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
一穷二白的中国怎么办？毛泽东择定捷径，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掀起“向自然界宣战”的大跃进。
“放卫星”，是大跃进年代用来形容经过努力，创造出了生产上或工作上的奇迹，产品或工作效率大大超过通常的水平，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数字。“放卫星”，后来成为对大跃进年代干部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高产指标行为的代名词。

大跃进有一个响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胆，是“卫星”上天的动力。“跃进卫星”越来越大，“卫星”创造者们的胆量也越放越大。在“放卫星”的大竞赛中，终于，侯马市新绛东方红人民公社的红薯“卫星大王”气盖群雄，勇夺魁首，成为大跃进年代中，中国大陆粮食生产放“卫星”所创造的产量最高纪录。红薯“卫星大王”创造者们的胆气和豪兴，是这样一步一步激发上来的：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在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
7月31日，《人民日报》又报奇迹，湖北应城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8两，卫星闯过万斤关；
继之，湖北麻城县建国一社早稻亩产36956斤；
广东连江县中稻亩产648419斤2两6钱；
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万多斤；
……
至于花生亩产两三万斤，高粱、玉米亩产三五万斤，马铃薯亩产10多万斤，更是到处有见，热闹非凡。

各地上天入云的高产“卫星”，把中共山西省晋南地委和侯马市委的一些干部，激动得按捺不住，豪兴上涌，一个个象战马闻金刨蹄竖腿地热血沸腾，要杀上阵来。“放卫星”，比大胆，胆大的“卫星”夺魁，荣誉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放不出“卫星”要“反右倾”，“拔白旗”，受批判。如此的名利诱惑和恩威并重，又怎么叫人按捺得住放“卫星”的冲动呢！当官谁又不想得个好，谁又愿意落得个“插白旗”，挨批斗，撤职送劳改呢，“更上一层楼”，是好大喜功的干部们的本能和冲动。
晋南地区放出过全省第一、甚至在全国也名列前茅的棉花“卫星”、玉米“卫星”………新绛县横桥乡行云庄，也在全国“卫星”大潮中，放出过红薯亩产20万斤的“大卫星”，得了个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

但是，山西还没有放出一个全国第一的“大卫星”！山西省委甚是着急，直至10月初，省委发文件，打电话，督促各地要“放大卫星”要“夺冠军”争上游。
秋粮正在入库，晋南地委领导人赶紧两手抓。一是抓明年，抓全面。10月22日，中共晋南地委召开各县第一书记和直属机关干部会议，要求59年全区400万人，人均完成一吨铁，500斤钢收一万斤粮，300斤皮棉；全区400万亩卫星田全部深翻3尺以上，每亩施土杂肥30万斤，化肥500斤，亩产万斤粮，总产400亿斤。

另一手大抓当前秋收“卫星”。为强化放“卫星”，晋南专署特派专署农业科科长陈俊哲，组成卫星检查组，到各县督战和验收。
一路巡来，卫星检查组对各县发射的“卫星”都不满意。没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卫星”，真怕辜负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时光。男子汉谁又不热衷建功立业！这放“卫星”立奇功，一不要血溅疆场，二不象金榜题名，苦熬十年寒窗！谁不是人生父母养，人家两片嘴里能放“卫星”，咱为啥就不能！赶上这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放出些小家子气的“卫星”，陈俊哲感到直窝囊。
11月19日，候马市。检查组的陈廷梧向陈俊哲汇报一路放“卫星”的情况后，放出口风探问：“新绛红薯长得挺不错，过去我去过，一亩就能产五六十万斤，咱去放他一个大卫星吧？”
1958年，毛泽东大会强调小会讲，共产党人就是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陈俊哲正是赶上潮头的干部，听到陈廷梧如此一说，劲头一下子就鼓上来了：“要能产五六十万斤，咱何不放他一个七八十万斤的！”
当天下年，二人兴冲冲来到候马市委，向市委办公室主任张鸿瑞提出：“新绛红薯长得不错，过去新绛县委放过一个20万斤的卫星，现在领导意图计划在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们考虑一下，是否能在20万的基础上再增加？”
放“卫星”，一靠花招二靠嘴，满足了上级就是功。既然要放“卫星”，张主任伸出4个手指头，意思是放40万斤。陈俊哲一看，语气加重几分：“还不放六七十万或七八十万的？”陈廷梧说：“少，太少！要放就大大放它一个！”
看到两人漫天无际，张鸿瑞心里没有底。办公室主任的本份，就是具体办事不拍板。“要是放大卫星，我不了解新绛情况。我们李书记原是新绛的农业书记，他对新绛情况很熟。他现在新绛，你们去和他具体研究决定吧！”

好在新绛离侯马不远，20号早晨，陈俊哲带着陈廷梧和组员刘继高，驰车20多分钟就赶到了新绛。一见李俊卿就大谈放“卫星”的事。李俊卿是新任的侯马市委副书记，行云庄红薯亩产20万斤的“大卫星”，得全国红薯“卫星”第三名的行云庄亩产20万斤的红薯“大卫星”，就是由李俊卿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手包办而“发射成功”的。由此而来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提拔，李俊卿从县委副书记升级为市委副书记。
据后来整风会议纪录表明，此公素来“上下两套嘴脸”，对领导百依百顺，“阿谀奉承”，善于看上面的脸色，一贯吹牛拍马。对群众则大摆官架子，横蛮无理。“长就的一付欺上压下的嘴脸”。李俊卿副书记一看三位科技干部的来头不大，也就很不在意，于是打起官腔，要新绛县农林局长来接头，同三位“谈一谈放卫星的事情”。
陈俊哲也是聪明人，看到李俊卿打官腔，便也换上有来头的气派，打起官腔说，放红薯大卫星，可是领导的意图，要与李书记具体研究。
专署干部对市委副书记说到领导，那大概就是专署和地区的专员书记了。李俊卿闻言马上脸上挂笑，又郑重其事地给新绛县委第一书记高鸿基打电话：“专署验收组来了个陈科长，说咱这里红薯长得不错，领导意图计划在咱这里放个红薯大卫星，你看行不行？”
其时新绛刚并入候马市，县制班子要撤还没动。高鸿基琢磨了一会，答复：“我不了解情况和意图，事情能不能这样作，你们考虑，你们研究去吧。”说完便挂上电话，表现出来的是不太热心于此。
放下电话，李汉卿立即召来新绛县工业部副部长孙振民，财贸部长文旭岗，副县长曹玉田等县里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陈廷梧首先说明：“过去咱们放的20万斤卫星，太保守了，是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争了个下游。为了解放思想，推动工作，领导计划在咱们这里放个大卫星。”有人提问，领导要放多大的？陈俊哲说：“放七八十万斤的！”
雷玉田听了十分感慨，想了一想，气势非凡地开口说：“一年来的形势就是这样，以虚带实。前两天我在广播上听见南方放到108万了，放七八十万还行？”到底还是副县长，辩风头，识时势，一句话就把大跃进说见底。所谓“以虚带实”，是大跃进的口号，也是大跃进的注解。其发明的专利权，属于新绛的邻里洪赵县委。
洪赵县，即著名京剧“玉堂春”中，苏三所唱“洪洞县无好人”的原洪洞县。中共洪赵县委的领导班子可是真不简单，早在1957年秋收时节，洪赵县委负责人就搞出了全国第一的红薯“高产量纪录”：洪赵县马牧乡汾明农业社1957年红薯亩产量达到5510斤。

1958年7月，中共洪赵县委奉命向省委和地委作出《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报告提出，大跃进的思想基础，就是“就实论虚”，既有科学道理，又有敢想敢说，海阔天空的精神。报告说，县委组织乡、社、队干部，小麦土专家，社员积极分子和山西农学院教授谢孟明参加的小麦生产跃进辩论会，就体现了“就实论虚”的方针。只要深耕一尺五寸以上，每亩下种100斤，每粒籽种控制分蘖2—3株，每亩出480万穗，小麦就能亩产36000斤。队干部张青顺说：“我们可以改良小麦的习性，比如使它和各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每亩如果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再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者麦粒象石榴籽那样的大，产量就无法计算。”
报告称：“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种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这份报告，很快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8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洪赵县委《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人民日报》奉命全文转发，推向全国。
《关于就实论虚的报告》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成为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洪赵县委名扬四海。很长一段时间，洪赵县委成为山西省委书记言必称道的骄傲，也成为熟人熟路的新绛县委领导人羡慕不已的榜样。
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海阔天空的想象，新绛要放“大卫星”，有中央精神打气撑腰，还有什么不敢干的！雷玉田一句话，横扫了会场上畏手畏脚的气氛，一下激发了大家的高度热情。
陈廷梧海阔天空，激情浪漫，豪兴冲天：“他要放出108万，咱就放他110万，总要压住他才行！”调子定下来了。

经过左酌右斟，认真研究，这群地、市、县干部最后选定放红薯“卫星”的地方，还是在上次放20万斤“卫星”的行云庄。红薯卫星亩产要在110万斤以上。
当天晚上，孙振民给高鸿基打电话：“刚才李书记、雷副县长与我们几个人研究了一下，放的地点是行云庄，放的数字没有最后肯定，准备明天去澄一下底，最后再肯定放多大的，你考虑怎么样？”高书记棋高一筹，仍作壁上观，答复说他不了解情况，要李等人具体研究决定。其实，前些天高书记在太原得到消息，好象上面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放跃进卫星”要收一收风。要不然，高鸿基也是“热血干部”，岂能对新绛放“卫星王”如此冷淡。
孙振民请示高书记之后，随即又打电话找东方红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把专署领导和县委领导决定在行去庄放大“卫星”的精神，告诉了他，让公社党委早作准备，及时安排。

次日早上，陈俊哲、陈廷梧、刘继高、孙振民一行驱车赶到了东方红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张有奇等人连忙上前迎接各位领导。听完关于放大“卫星”的计划和指示，张有奇也是兴奋地一头扎了进去：“是，是，要放就放个大的！”接着又叫公社农工部副部长卫兴贵，陪同地、县领导去行云庄先行安排。
地、县、社三级领导人到了行云庄，当即召集公社主任刘文生、队支部书记行步云、会计行永耀开会。
卫兴贵向三人说明了来由，孙振民传达放大“卫星”的领导精神，陈俊哲、陈廷梧两位专署领导又大吹一番放大“卫星”的重大意义。三位社队干部听完，真是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
陈俊哲要他们报红薯产量数字，三位基层干部说：“要放大卫星，那有这么大的数字呢？”陈廷梧说：“总得有基数，没有，帐就没法算。要大的，要110多万。”会计行永耀出去一会儿，拿来一个数字说：“统计好了，1639110斤。”
总产数字拿来，大家又凑在一决定方案，七嘴八舌，总要让这个“卫星”天衣无缝。于是又从中确定原茬为12.12亩，回茬为19.08亩，回茬按二折算为5.403亩，扣去4.137亩间作，总面积就只有17.523亩了，总产报1639110斤，平均亩产93540斤。其中，应扣去10月份已放过“卫星”田1亩，当时报产53924斤。其中，以社主任刘文生为主经营的一亩红薯试验田，产量达到1139789斤。陈廷梧执笔，众人拼凑，红薯“卫星大王”方案问世了。
在一片欣喜欲狂的噪闹声中，有人忽然想起来了：“咱放这么大的卫星，领导上要问这是谁搞的，有啥经验，如何答复？”他们共同商议，统一口径：大、中、小卫星，分别是由刘文生、行步云、行帮柱等人所种植。接着，由刘继高起草，大家讨论修改，整理了一个有条有理的红薯高产大“卫星”先进经验材料上报，向市委、地委和省委报喜。

“当时县里下来了副书记李俊卿，放卫星，下来检查哩。到我村看红薯生产来了。58年我村红薯就是长得不错。村边一片坟地，大跃进给刨了。坟地边上长好庄稼。在一个坟岗上长了一苗红薯有26斤。他看了很高兴，说这就可以放卫星嘛。一下子就放亩产20多万斤。”
“我当时虽说是个会计，但是个应付上级的角色。行署来了陈科长，县里来了个李书记，一大堆大官，他们硬要放大卫星，又定了要放100多万斤。我按他们定的纲，出去再估计了总产数。他们是大干部，只说要多少就产多少，我们就照这说就行了，也不敢不照这说，不然斗争你，没好的受。”
对逆来顺受的老百姓来说，大概这一次不是最难受的吧。放“卫星大王”，天下第一，“毛主席都看这呢，建设共产主义呢，说是那时候人人都活在人间天堂，吃饱呢，吃好呢，吃肉呢，坐车呢，住楼呢。放红薯王，社里干部给我们开席呢，吃肉喝酒。社员可不就图个这。干部图出名，老百姓也想跟着干部捡碗汤喝。”行云社的乡亲们这样说。
就在21日下午，李俊卿、张有奇也赶来行云庄，统筹敲定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工作。听了陈廷梧的计算办法，审查了孙振民、陈俊哲整理的“经验汇报”后，李俊卿见事情已经安排妥当，非常高兴地表示认可。当即拍板定案，决定连夜加工，次日天明即发射“卫星大王”。
按照方案分工，孙振民连夜以侯马市委的名义，拟出报喜电报文稿，刘继高修改定稿，次日天明，陈俊哲回专署汇报。22日天明，孙振民奉李俊卿之命，向中共中央、中共山西省委、中共晋南地委，以及有关各级党委发出17份“报喜电”。新绛行云庄红薯“卫星大王”亩产1139789斤的消息，由无线电波射向太空，传扬天下。

据1959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党的对新绛干部弄虚作假，放红薯“卫星王”的处分材料说，为迎接上下各级领导、新闻界和各地参观者，以李俊卿、陈俊哲为首的地、县、社、队四级干部，日夜奔劳，忙于弄假成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欺上压下，这是干部们惯弄的第一招。大跃进放“放卫星”，关健是要让上级发放通行证。倘若这“卫星”是上级授意发射的，那当然就无话可说，上下齐心同吹了。但如果这是下级擅作主以邀功请赏的话，那么，“卫星”过关，就要应付一番了。赶上大放“卫星”的潮流，象八九月份的水稻高产“卫星”，正是领导求之不得的宝贝，当然一帆风顺。红薯“卫星大王”，赶了个风尾，麻烦也就多一些。
民谣：“共产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赶上潮头沾大光，赶着潮尾就说不上。”
就在红薯“卫星大王”炮制者们拍扳定案之时，他们哪里会料道，风向有变。一天以前，11月21日，武昌会议，毛泽东宏论滔滔，放出口风，大跃进要收缩，干部弄虚作假，违法乱纪坏作风要纠正。

但是，不谙朝纲之变的山西省干部和新闻界，还在高烧不止，“卫星”炮制者们，还在欺上压下，糊弄八方。
中共晋南地委大院，报喜电送到地委和专署主要领导人手中，引起一片热热闹闹的赞叹，全国第一的“卫星大王”从晋南上天，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呵！但领导们欣喜之中，也有几分不放心：好家伙，亩产近140万斤的大卫星。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先也没汇报上来，一下子就放出来了，下面干部劲头足，不过最好别毛手毛脚捅了漏子。
陈俊哲赶回来了。地、专领导马上召见。地委书记李广耀在听取汇报时，兴奋不已，又不甚放心，问了总产问单产，又问谁种谁收谁验收。陈俊哲巧妙地作了解答。听说是李俊卿拍的板，地委很快召来了李俊卿。陈俊哲一见李俊卿，马上打招呼，要大家口径一致，不出差漏，又把自己汇报的内容交了底。李俊卿向各位领导人的汇报，当然也就如出一辙了。
为落实核定，好向上级汇报，地委派出专署农业试验站站长安云，前往行云庄帮助核实产量。专署副专员，地委常委胡文元，亲率农工部副部长王克、地监委副书记徐毅之，也赶赴行云庄，一是贺喜表彰，二是视查落实。

先是《山西日报》副总编辑赵宪斌，奉令率了几位记者，急匆匆赶到行云庄，专访这条特大新闻。
行云庄队委会，赵宪斌和记者们正在采访。陈俊哲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一群干部，在有声有色地汇报着红薯“卫星大王”的高产经验。陈俊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生产队干部一脸敦厚实在，记者们确信不疑，采访记录本记满一页又一页。忽然，赵宪斌停住了笔，他用手指敲敲笔杆；“光说干劲冲天，不行呵。能不能找到一些大批促大干，批判保守派，促进思想解放，生产大跃进的材料来？”于是，他向陈俊哲提问：“你们在种红薯过程中，就一帆风顺，没有遇到阻碍？”
“有！有！”陈俊哲赶紧出去，召来两个公社的积极分子，要他们扮演保守分子，并教他们对编辑和记者们说：“原来种红薯时，我们两人思想很保守，不相信红薯还能放卫星。这次红薯亩产130万多斤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我们的思想才真正解放了，相信了！”
几天功夫，新闻见了报。接着，由近及远，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参观的人，村里地头到处转，和“卫星大王”村里的乡亲们东扯西问，领教高产经验。这一来，“卫星”创造者们心里有些发虚，又耍起了新花招。
要弄假成真，得隐蔽真相，封锁消息，他们怕群众在和外界接触中露出真相，便对社员们采取压制手段。他们在干部和社员大会上讲：“我们放这颗大卫星，不仅是我们行云庄老老少少的光荣，而且是全县、全区、全省、全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还能到北京见毛主席，全世界都会知道我们行云庄。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
为收买人心，笼络民口，11月30日，红旗公社领导授意大摆筵宴，全村300多男女老少，坐了70多桌，喝酒吃肉，人人兴高采烈。自公社以来，吃食堂请汤寡水大家肚瘪口馋，搭帮“红薯王”，行云庄的乡亲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快活。公社设宴的名义，是“庆祝五八年红薯卫星上天”，实际上是为堵口。当然，老百姓吃了干部的嘴短，就是没吃洒酒席，谁又敢毛起胆子说真话。弄不好一身祸。更何况中国的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干部们玩的花招，谁有胆量说长道短惹麻烦。
封住了口，又来稳住干部的心。他们召集党团员和社队干部，布置保密。会上威胁说：“大家要把数字说一致，要保守秘密，不准胡说。谁要胡说，是党团员开除党团籍，是社干部要撤下来，社员要开除出社。”支书行步云虽说也挂名“红薯王”创造者，但年近花甲，陈廷梧和刘文生等人怕他记不住一大串数字，露出马脚，于是将老支书打发到出嫁外村的闺女家去住。行步云在闺女家住了几天，总觉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是不是领导上不信任自己？实在憋不住，他悄悄溜回村子，想看看情况。结果被发现，受了一顿批评。无可奈何，只得又去闺女家住了20多天。

村里有一个转业军人，为人诚恳，性情刚直，爱说直话。对“红薯王”一直怪话连篇。干部们怕他到时奋不顾身说真话，把他派到外村劳动，搞大兵团作战，一个多月不准回家。
1958年的大跃进，上头想当然信口开河瞎指挥，下头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玩花招，一时间乌烟瘴气，“卫星”漫天。
当年毛泽东看了一本苏联人写的《土壤学》，三番五次大谈土壤深耕，改变团粒结构，增产粮食。此义经全党会议全国报刊大力宣传和推广，深翻土地运动便席卷全国，成为各地高产“卫星”成功的经验之一。
红薯是块茎作物，在土壤表层下生长。行云庄刨红薯时，深度仅1尺左右。为令人信服，干部们搬出万无一失的档箭牌：党中央、毛主席的增产措施——深翻土地。他们集中劳力，大搞深翻土地，伪造现场。时值秋收、秋播季节，劳力极缺，干部们急调外村劳力来搞大兵团作战，行云庄的老少爷们齐上阵，还抽来90名修房的劳力，连夜将“卫星田”先收后翻，并将红薯藤蔓堆在地头。四百多人连续干了几天几夜，将土地深翻近一丈，说是明年要放更大“卫星”的样板田。同时提出：1959年要更大跃进放卫星，亩产要达500万。他们向外地来的参观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亩产红薯百余万；明年深翻九尺五，达到亩产五百万！”

亩产139万多斤，总产163万多斤，这可是不小的数字，堆在那里象几座小山。
为虚张声势，在县委统一安排下，红旗公社的干部出面安排，去各村收集大个红薯充数。用社员的话来形容：社里挑大红薯，就象公公挑儿媳妇，过细又认真。左挑右选，收来了46320斤大个红薯，运到行云庄，放在红薯堆上。一时行云庄外方圆几十里，只见小红薯，不见大红薯。
为了给红薯“卫星大王”壮声势，社领导安排劳力，在行云庄挖了几座大窖。窖底堆上秫秸，棉杆，再铺一层草，然后将买来的红薯挑一遍，小个在下面，大个红薯放在最上层，参观者要看，把开窖盖往下瞧，窖口尽是大红薯，好不喜人。
但时隔不久，有些大窖里面发出难闻的霉味，打开翻看，原来是红薯开始发霉变质了。陈俊哲得知，一边让社里安排人清查，一边告诉下面说：“你们拨出20万斤红薯烂吧！烂了叫你们吃白面！”
红薯“卫星大王”发射后，炮制者们为了加强说服力，又发明创造了“红薯楼上楼”、“红薯结葡萄串”的新名词。他们赶紧布置，让社员们把大个红薯挑出来，又从各家收集来妇女梳头的竹篦子，掰下篦齿，把大个红薯用根连根的方法，串插起来，一串就达近百斤。做了6个大个串大个的标本，供人参观，说是一棵苗长成的。

为了使红薯“卫星大王”标本长期保存下来，李俊卿授意，让行云庄又打了6个冰铁柜子，里面泡上防腐药水福尔马林，把红薯串放进去。李俊卿说是：“千秋大业，大跃进一马当先，子孙后代，要永志不忘红薯卫星王！福尔马林防腐性能最好了，这样一来，红薯卫星王勇于也不会坏了！”一个柜子5尺多长，3尺多宽，上面没盖。红薯一个一个串成“楼上楼”，放在里面一大堆。李俊卿说是：“千秋大业，大跃进一马当先，子孙后代，要永志不忘红薯卫星王！福尔马林防腐性能最好了，这样一来，红薯卫星王永远也不会坏了！”其心境可想而知。
每当有人来参观时，专职解说员就近对观众们吹嘘：“红薯王的特点是：一苗红薯三层楼，红薯上边长红薯，根儿长达五尺……有三苗红薯重达75斤以上，另一苗重达120斤，已送太原去了。”唬得观众赞叹失声。
红薯“卫星大王”发射升开，荣誉果然滚滚而来。有关人员于11月22日发出报喜的电报后，24日《晋南报》出了号外，26日《山西日报》发布新闻。接着，由远及近，各地前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时轰动全区全省，也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意。李俊卿和陈俊哲分别受到领导的表扬，公社主任红薯“卫星大王”的领衔人刘文生，以“生产模范”名义，荣耀地出席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大跃进，热闹多，爱看热闹的尤其多。据统计，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来自山西和全国各地考察、取经的参观者，前后达一万多人。“路上参观团不断，路边锣鼓喧天。”
在应付参观的一个多月中，行云庄社员被抽出一多半人，修大道、修汽车路、烧开水、做招待，从村头大路，到村子里的两边道路上，都插上彩旗。村里每人发一身软绸花褂彩衣，红红绿绿，时常被叫出来，站在村口路两边，敲锣打鼓喊口号，欢迎前来参观的客人。专区、县、公社、管理区四级20多名干部，专门抽调出来忙于筹备安排，应付参观招待。
为应付前来参观取经者，行云庄仅用于标语、展览、酒席、烟茶招待，赠送“卫星田”连环照片，做冰铁展柜等，即花费5300元；加上从各村购买46320斤大红薯，开支1389元，共计花费6689元。行云庄自己的19万多斤红薯，由于多次翻腾，观众脚踏，几乎全部腐烂。
行云庄的社员说：“这是放卫星哩，这是拿别人的屁股装他们的脸哩！”

“红薯大王”上天之后，正赶上毛泽东对大跃进作降温处理。12月9日，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干部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又提出对犯错误的干部的大多数，要说服教育，保护干部热情；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要给予较重的不同的处分，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犯处理。
5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整社、整党运动，各地处理了一批弄虚作假、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最典型的干部。
“红薯大王”事件，搞出这么大的篓子来，正好撞上双整运动。山西省委要典型，地委怕惹祸上身，于是地委专门派出工作队，专案查处，并赶紧处分了几位当事者。
据行云庄的当事人回忆，“红薯大王”最早被戳破，是山西农学院来了个教授的事。当时的会计员行光明和社员行管成回忆说，教授来了，先到红薯堆上去看了看，估了产，就是个二三十万斤薯；又到地头去了。在地里挖了个坑，几尺深，看了看土质，他说这不可能，你这土质是硬沙土，红薯只能长一尺多深，再深了不长。又算了一笔帐，说这卫星产量不对，不说在地里长红薯，就是在地上码红薯，亩产快114万斤，堆起5尺高，也摆不下100万斤。114万斤要堆起6尺高。回到太原，就把这事给捅上去了。俺这里就成了典型呗！

1959年2月，山西省在整风整社抓典型中，处理了这一事件。晋南地委和专署派出调查组，对红薯“卫星大王”的发射进行调查了解，1959年2月16日，中共晋南地委作出《对候马市东方红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假红薯卫星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报请山西省委批准后执行。
《决定》说，横桥公社行云庄村59年共种红薯47亩，除间作外，实种39亩，总产9.65万公斤，平均亩产2440公斤，其中最高一块地（2亩）亩产9000公斤（实际上亩产两千多斤——引者）。假红薯卫星事件造成了严重影响。《决定》认为：“凡参加假造卫星，和知道假造情况而不向上级党委反映的党员、干部，都应负程度不同的责任。但专署验收组长陈俊哲、市委副书记李俊卿应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如果说专署验收组长陈俊哲不打‘领导意图’的旗号，主张放假卫星，李俊卿等是不敢大胆放卫星的。但如李俊卿等坚持原则，不支持，不同意，不作决定，仅专署验收组的人员也伪造不起来。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决定》对造成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者，分别作了如下处理：专署“卫星”验收组长陈俊哲，被认为对这一事件负直接和主要责任。《决定》说：“陈曾因隐瞒其历史上参加反动组织三青团任分队长的问题，审干中受到过撤消党内职务的处分。陈在受处分后不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又主谋制造红薯假卫星，其政治品质十分恶劣。在制造红薯假卫星的事件中，他是倡议者，又是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更严重的事，他在研究放卫星时，无中生有，捏造所谓领导意图，瞒上欺下。卫星放出后，地委和专署提出疑问时，仍捏造情况，伪造数字，对上对下进行欺骗。如社干部提出红薯要烂怎么办？他说：‘你们拨出20万斤红薯烂吧！烂了叫你们吃白面！’陈俊哲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
候马市委副书记李俊卿，被定性为此次事件的决定者的领导者。又因为未经市委研究，李擅自决定向外拍发电报，放卫星，又批准红薯“卫星”的所谓经验材料。“卫星”放出后，李曾数次前往行云庄部署招待参观，应付上级检查。《决定》还说：“当地委书记让其在电话上和回到地委汇报情况时，李始终未向党报告真情。李俊卿同志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但他所犯错误，受了陈俊哲的一定的影响，错误被揭发后，还能老老实实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因此决定从轻处理，撤销其市委付书记的职务。”
专署验收组之员陈廷梧，在假造红薯“卫星大王”事件中，从始至终是一个具体想办法，直接积极参加的活动者。陈廷梧之所以敢于放红薯“卫星大王”时打先锋，原因是晋南当年大放“卫星”闹得很热闹。而地委、专署领导积极扶植，他以为这次仍能放出“卫星”往领导脸上贴金，从而获得领导赏识。在新绛县部分负责干部会议上，他暴露了自己的思想。他说：曲沃棉花卫星是用火柱扎孔移植的，洪赵玉茭卫星是栽下的，地专领导知道都不吭气。这段话后来成为加重处分的依据。
中共山西省委很快将《对候马市东方红公社行云庄生产队假红薯卫星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决定》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作出批示，经毛泽东批准，转发全党。
新绛红薯“卫星大王”事件，一时成为压一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步伐和节奏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