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产业链

寂静回声

海外社交平台近日集中出现针对江苏多地基层维稳经费运作的指控,多名发帖者以具体金额、人员数量及时间跨度为线索，披露地方在人员监控、跨省带返访民等环节中的费用存在明显差额。
多名受访访民表示，在部分地区，负责维稳的基层官员不是去阻止上访行为，反而是通过暗示或放纵的方式鼓励访民反复进京或跨省上访，以触发稳控机制，官员即可从中获取慰问费、稳控经费等相关拨款。

海外社交平台账号Yang caiying近日发文，披露江苏多地基层维稳体系中涉嫌存在经费侵吞问题。她称，在江苏南通，当地对访民实施全天候监控，官方拨付的维稳费用标准为500元（人民币，下同）/天，但实际负责跟踪的黑保安仅能拿到200元/天。为了最大化套取经费，即便当事人不在家中，仍安排人员实行24小时“看守空房”。这些黑保安并非临时雇用人员，而是由当地派出所所长直接指挥。
文章还提到，江苏常州的情况更为突出。当地方按照同样的500元/天标准拨付维稳经费，实际发放给黑保安的仅为160元/天。以至少3年、每天不少于2人的配置计算，在高峰时段，现场监控人员规模甚至达到40至50人/天。仅人员监控费用一项，（针对每位访民维稳时）涉嫌被侵吞的金额就超过75万元。
除日常监控外，该文还披露跨省带返环节中存在的费用差额问题。她援引常州国保人员及内部知情者的说法，从北京将访民强制带回当地时，对外申报的“黑车费用”为每辆6万元，但苏州访民目击到实际支付价格约为每辆1.8万元。她表示，其家人被强制带离北京30余次，仅黑车费用一项，涉嫌被侵吞的经费就超过130万元。

湖北襄樊郊区访民周女士说，当地镇政府官员与保安员相互配合，鼓励她前往北京上访，官员们以此获取押送费用。她回忆说：“四五个保安从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把我抓回来，两个人轮流开车，一路上对我很客气。我心里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对我这么好，给我买吃的，又带我去饭馆吃饭。把我送到村口下车时，还给了我2,000元。临走时还说，下一个月你再去北京上访，我们再把你接回来，还给你钱。”
周女士说，这些保安员每次前往北京接访民，都能从中获利数千元。她说：“听说是副镇长下的任务。每一次去北京接访民都会有一笔维稳费，每接一个人是18,000元，给我2,000元。所以他们才一直叫我再去北京上访，他们会提前告诉我什么时候去。”
了解地方维稳运作情况的贾先生对记者说，基层维稳经费通常以“重点人员稳控”“应急处置”“临时用工”等名义逐级下拨，由地方公安系统或综治办统一掌握。相关经费在内部流转过程中，往往以“人头数量”“看守天数”“全天值守”等指标进行计算，具体账目仅在内部显示，外界难以接触。
贾先生还披露，“驻京办人员与派出所警察之间长期存在隐秘交易关系。”他说：“北京警察一旦查到访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驻京办人员。有个别警察会直接收取驻京办或截访人员给的现金，当然都是偷偷摸摸收钱。这些警察整天忙着抓访民，我们都说他们不务正业，就是靠这个疯狂敛财。”

经常接触访民的贾先生说，地方政府多通过外包或临时雇用方式，使用黑保安、社会人员或临时车辆承担具体稳控任务。对外申报的经费标准与实际支付给执行人员的费用之间普遍存在明显差额。部分地区还通过虚增看守人数、延长看守时段、重复申报跨省带返费用等方式，进一步抬高整体经费金额。
武汉维权人士江先生表示，近年来中共财政收入下降，维稳经费需要地方政府承担相当比例。在浙江、江苏等财政条件较好的省份，基层官员仍能延续上述做法；但在武汉、抚顺等财政紧张地区，地方政府已要求街道办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他说：“街道办哪来这么多钱去维稳，我听说有些街道办已经辞掉保安员，改成临时聘用，需要去北京接人时才雇保安，但因经费拖欠，已经出现讨薪情况。”
受访者普遍认为，维稳经费被侵吞并非治理体系中的“漏洞”，而是运行方式的直接结果。
在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财政不透明、司法不独立的体制下，所谓的维稳本身就为权力寻租和系统性腐败提供了空间。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各地维稳工作再度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然而就在此时，有知情人透露，2026年的维稳经费不足，分配情况显得格外拮据，甚至出现基层单位“先行垫付、事后报销”的现象，折射出地方财政没钱，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困境。
两会前夕，各地维稳人员提前到岗，在车站、码头以及部分小区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巡查与布控，防止访民进京上访。从地方到基层单位层层落实管控责任。维稳所需的人员、交通与差旅等费用成为一笔不小的开支。
北京知情人士顾圆圆透露，日前，她和一名国安人员闲聊时，对方透露维稳经费紧张，今年中国新年前后以及两会前夕的相关费用，多为个人或单位先行垫付，数额达数万元，但目前尚未完全报销。
她说：“今年这个两会维稳还挺有意思，每个省还是有一个总额的，就是像河北这边，加上雄安新区，十一个地级市，基本上就是好像是二十多万吧，不够的话，就是他们自己领导掏腰包，先垫上完了之后再报销。包括进京维稳的也是。”
顾圆圆说，当前财政情况不佳，对方表示维稳压力很大，“他们自己都承认了财政不好，说拨款的话也拨不到地级市了，他们认为就是基本上是由各个地方他们访民所在地，或者说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或者国安他们去弄，不是说是人家整个省级政府去弄。省级政府驻京办只是做一个统筹，是这么回事。”
顾圆圆还提到，两会前，她见到好多学者，她说，其实他们都比较紧张吧，不太愿意去讲一些个话题。
“今天（3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行的一个财经律师说，今年中国GDP（增长目标）还有可能会下调，不能达到百分之五，讲了一些，而且还是用了他那个自媒体的名字，他不是用他自己的真名，因为他们现在也比较敏感。”

多年来，每逢两会前夕，各地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往往会被“上岗”、约谈，甚至被安排“旅游”。
这种被外界称为“被旅游”的做法，实际上是由地方国保或相关部门将人员带离原居住地，以确保在敏感时段不出现在北京或公共场合。这已成为一种“惯例”。

然而，从近期几名受访者描述来看，今年的情况似乎出现了一些调整，也可被称做“软维稳”。
一位北京知名异议人士蓝军表示，往年通常在会前数日便被带离，但今年直到两会召开前一天，国保才上门将其带走。
时间节点的推迟，他猜测，“是否相关部门在人力或经费安排上更为紧张，说白了，可能是没钱了。”
广州异议人士郝杰则透露，今年仅有“一般性问候”，并无具体动作。既没有明显升级的监控，也没有强制性的外出安排。与往年相比，显得相对“平静”。
还有一位武汉知名异议人士郑利表示，当局担心他进京，近期几乎每天上门“关心”，甚至请他吃饭，以柔性方式稳控行动。他认为，就是一种变相的“软维稳”。
重庆异议人士刘强表示，在两会期间仍被限制返京，中共开会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他说：“我连北京都回不去，只能在外地待着，被困在父母家中。这说明，即使中共财政没钱了，但对北京核心区域的控制依然严密。”

“两会”在3月4日召开的前夕，北京维稳力度明显升级。许多进京访民透露，在国家信访局门前，日夜排队申冤的人数比往年明显增加。与此同时，当局也集中火力清查在京访民，一处被称为“访民村”的聚居地遭到清场，大约有500多人被带走。
根据访民林亮（化名）介绍，北京房山区有一个被访民称为“访民村”的地方，由于房租便宜、交通比较方便，很多外地的访民都在此地落脚。但是两会前夕，村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有大批的警察进村搜查、抓捕访民。
访民林亮：“全国各地抓上访的人，也来到了这里，我认识的很多上访的人都已经被他们当地的人，要么就是强行绑架回去了，要么就是给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回去，反正就是说，不能待在北京。”
林亮表示，村里面居住的访民大约有1,000多人，在中共两会前夕，已经有500多人被带走、遣返。由于警力戒备森严，很多人白天都不敢出门，甚至将手机关机，以躲避警方的监控。
林亮：“（居住）1,000人左右，应该是有的，现在这边到处都是抓上访的，有一半都是上访者已经被带走了，被遣返回去了。很多人都不敢出门。”

另有知情人士透露，在两会之前，上海有大批的访民被强制送到崇明黑监狱关押。
知情人士王先生：“都（送）到崇明黑监狱去了。是24号上班，各个街道他们有名单的，派人首先守在门口。在北京的，把他们找到了，就送到上海来。”
上海访民刘冬宝为了躲避抓捕，逃到老伴在陕西省安康县的老家。2月27日，上海户籍地警察跨省千里找到他，警告刘冬宝在两会期间，不得进京上访，还派人看守。
王先生：“雇了八个黑保安，还搞了两部车子，守在他老婆家里。所以，双方发生纠纷了，结果没有消息。”
上海访民崔群在2月28日进京，被维稳人员通过手机定位找到人，将她强行送回原地。她的手机微信功能受到限制，不能正常使用。
访民李北（化名）3月4日也被警察强行带离北京。她表示，即使北京下着大雪，仍然有大量的访民在排队。今年，在信访局门口排队申冤的人数，明显比往年更多。
访民李北：“人多，比原来的人还多。信访局每天都是好几万、好几万的人排队。你排队，不解决问题，不排队，更不解决问题；去了，没希望，不去，更没希望，就是这么一个死循环。这个体制它就不要脸，就流氓。”

北京天坛，那是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近日在南门发生惊险一幕。一辆挂着京牌“京AGB1912”的银灰色轿车停在路边，几名便衣人员正强行把一名身穿橙红色衣服的访民拖上车。访民拼命挣扎，死死抓住车门，大声呼救：“救命啊！”
按以往情形，路人多半会躲开。但这次情况不同。几名北京路人没有离开，而是拿出手机开始拍摄，记录这场光天化日下的强行抓人。
见有人拍摄，几名便衣立刻冲上前，用手挡住镜头，大声呵斥：“别拍了！别拍了！”然而拍摄者并未退缩，反而当场质问：“你们有证件吗？你是北京公安吗？”
这一问让对方明显慌乱。对方支吾半天，最终承认：“我是包头公安。”
这一句话立刻引发更大质疑。北京路人当场指出：异地执法必须有当地警方配合，否则就是违法抓人。他当场对这些人严正表示：“执法必须有北京公安在场，要有证件！没有证件你们这样执法就是错误的。北京只有北京公安有执法权，你们没有执法权！”
现场气氛顿时逆转。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拍摄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大声喊：“报警！报警！”还有人直接要求对方出示工作证。
面对不断响起的“报警”声，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便衣明显慌了，不停说：“不能报警了，不能报警了。”显然，他们也清楚事情一旦闹大，北京警方出面，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最终，在群众围观和手机镜头的持续记录下，这些来自外地的便衣只好停止行动，匆忙钻进车里离开，那名访民暂时摆脱了被强行带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