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瞎想：劳动者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捍卫利益与尊严的...

寂静回声

1949年后工人阶级被赋予了中国领导阶级的崇高地位。1954年及之后的多版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在现实中，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准确说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也确实居于领导地位，尤其相对于农民阶层，工人在政治上、物质上、话语权上、生活上，都居于优越的位置和状态。
相较于占当时中国劳动人口约80%的农民阶层，占中国劳动人口约15%的工人阶级，享受着远超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地位上的尊崇、令农民艳羡的保障。在当时，中国工人的医疗、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均由工厂或政府完全承担，个人不需支付一分钱。一些条件较好的企业，如鞍钢、一汽、一拖等，还会给予工人疗养、旅行、休假等待遇。除非“反革命”或犯下严重刑事罪行（如杀人），工厂会将其开除，否则即便不称职、常年消极怠工、打架斗殴，也可以将“铁饭碗”捧一辈子。而当工人老去，不仅自己有退休金，子女往往还可以顶替职位，世袭罔替，同样享受这些保障。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工业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制等名义公有制的企业垄断的历史告一段落，私营经济、外资经济蓬勃发展。而大量农民也开始进城、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二三产业）工作。这样，就诞生了农民工，即家园、户籍、出身、社会待遇是农民，又在城市或工业区做工的特殊身份群体。2000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2023年已近3亿。除了农民工，还有大量作为城市户籍居民的非国企工人（包括白领和蓝领及其他类型工人）、国企外包工人，自1980年代之后也有1-3亿。而国企及大型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正式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数千万人这个量级波动。显然农民工及城市非国企工人，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的真正主体。
占到改革开放以来工人80%以上的非公工人，包括城市民营企业工人和个体户、外资企业中国籍工人、农民工、国企外包工人，则处在极为严重的剥削压迫中。

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工厂的工人都在超时、过劳、时常发生工伤的状态下工作，得到的薪水却很低。工厂主和管理人员往往使用粗暴的、侮辱性的、侵犯性的方式对待工人，为达成生产目的不惜透支工人的体力、脑力、健康。无论是著名台湾企业“富士康”在大陆的各工厂，还是国内各种小作坊、乡镇企业，都是如此。官方则站在资方一边，拒绝执行《宪法》、《民法通则》/《民法典》、《劳动法》等法律中对于劳动权利的保障条文。当发生工人罢工和抗议时，政府还派警察甚至武警协助维持生产秩序、弹压罢工。

中国大多数工人，包括部分白领和大多数蓝领，虽然满足了温饱、维持了生命，但在看病、住房、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往往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这些工人日常攒钱，往往一次大病就花光积蓄。即便侥幸无大病或硬挺过病痛，家庭开支也让他们压力巨大。即便那些外表光鲜的白领，也要从事“996（早九点工作到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式繁重工作，有猝死的风险，而收入也并不算高，尤其面对高昂的房价，高级白领也“压力山大”。
虽然根据宪法，1978年至今的中国名义上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占中国工人数量80%以上的非国企正式工的“非公工人”，不仅不是被广泛尊重和保障的领导阶级，反而和农民类似，是饱受压榨欺凌的被统治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
其中规模庞大而身份特殊的“农民工”，更是遭受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双重压迫，劳动内容和贡献与城市工人无异，却又没有城市居民相对略好的待遇，还往往承受与父母子女分离、夫妻分居的骨肉分离之痛，并在农村留下数千万“留守儿童”，或让孩子做与自己一起在城市漂泊的“流动儿童”。

江西省景德镇市日前发生一起恐怖命案，48岁的邵姓女老板遭到52岁马姓员工埋伏攻击，最终伤重身亡。目前马男已被逮捕，全案仍在调查当中。
邵女是景德镇市某知名艾草针灸公司的老板，更是江西女企业家协会的理事，拥有大量的社会荣誉，也时常在社群软件上分享正能量的影片。
不过，近日邵女在停车场遭到埋伏，原先在针灸公司担任司机的马姓男子，持刀将她砍死，行凶时还一边大喊“别以为你们有钱有势就可以乱来”，恐怖的命案掀起大量关注。
据了解，事件发生当天，正是针灸公司的员工发薪日，马男持刀在邵女的住处蹲守，看见人以后立即持刀上前砍杀。当时邵女的丈夫也在现场，不过马男冲出后便马上逃跑，邵女则是因为穿高跟鞋无法逃脱，当场被活活砍死。
目击者表示，马男犯案以后并未逃亡，而是在现场等候警方到来。事后马男立即被逮捕，整起事件的经过也在网络上传开。原来，马男原先是邵女的司机，不过因为工作中发生意外，腿部打了钢钉，因此有半年时间无法工作。
马男向邵女索赔5万元，不过邵女只愿意给予3万元。马男对此不服，将邵女告上法院，最终邵女被判赔14万元。

对此，不少网友直言，“希望邵老板透过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14万钟就还是被她赖掉了”、“为了这点钱赔上一条命”、“事情已经迎刃而解，大家散了吧。”

社交平台X及Youtube帐号“昨天”近日上传多起各地的维权运动。其中包括4月24日，湖南道县广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罢工，抗议公司关闭工厂不赔偿工人。广新主要生产高尔夫球袋、运动护具、运动手套、袋类及其相关配件及辅料等。
有员工反映，公司长期未依法缴纳社保，并在2024年9月后以“达到退休年龄”为由解雇50岁以上女员工，未支付经济补偿或协助办理退休手续，涉及人数达百余人。

当本台记者致电广新时，有一男性员工一听到“记者”随即挂掉电话。本台继续询问道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等相关单位，仅获得回复“应直接询问广新公司”，并证实“目前广新仍有数十位员工仍在运作。”
罢工了，罢工了！”另一起罢工事件则是发生在中国FPC柔性电路板龙头企业上达电子，4月27日，上达四川遂宁的工厂工人集体罢工，抗议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及社保。据工人透露，公司自今年以来未发放工资，社保更是自2023年6月起便未缴纳。此外，这并非上达电子首次发生薪资拖欠情况。截至当天晚间，员工仍未收到工资。

早在去年5月，来自四川的自媒体“读听世界”曾披露，上达从未履行准时准点发工资的承诺，而且长期出现拖欠工资的问题，不少员工对此不满。
“要钱了，要钱了，搞了几十天，在派出所要钱！这些农民工都是来要钱的！”重庆解放碑地王广场2077赛博城市项目加固改造工程也传出欠薪消息，4月26日至27日，建筑工地闹哄哄，好几位工人连续两天到工地以及当地派出所讨薪。
此外，4月28日，陕西也有十几位农民工在西安团结村一个项目部讨薪，据员工表示，从2月份到现在未发工资了。“这是工人，这是大老板，中国现在啥情况。”
另一方面，4月25日，内蒙古通辽市金灿御园小区，也有多位建筑工人聚集在楼顶上试图以“跳楼”讨薪。
记录这些事件的X及YOUTUBE频道“昨天”，由非新闻的卢昱宇创立，持续记录中国发生的各种群体事件。

北京朝阳区网友发视频称，商店大部分关闭，经济一片萧条，长江边女子发视频称，大船停在长江上，无货可运。
3月17日，北京网友发视频称，在北京朝阳区双桥10号院附近，北京五环边上，商店大部分关闭，都在急售，“触目惊心”。
该网友说，疫情之前他来时，可以说“欣欣向荣”，商业还可以，但今年他来，发现好多商店都黄了，“稻香村也黄了、打字复印也黄了”“美容啊，理发的都不行了，干啥都不行了”“没想到黄成这样”。
视频显示，很多商店关门，贴着“出租、急售”告示。
该网友指着一个已经关门的地产公司说，“地产公司都这样了，你说出路还能有多少？”
该网友分析，这个小区没有多少空房子，说明人口入住率还很高，但“为什么商业这么差呢？因为大家都没钱了”。
同日，一女子发视频说，带大家看看长江船上的行情，“你没看到这一条条大船了吗？都是几万吨的”。
该女士介绍，因为经济不行，无货可装，好多大船都停在长江上。
视频显示，几十条大船停泊在一处水域。该女子说，这些船都欠着外债，船上的人员开支，保险、年检，这些费用都挣不来，“吃饭都是问题，有没有人告诉我们，明年的行情会不会好一些呢？”

根据“ x ”@muyang909 贴文指出，德国汽车品牌奥迪宣布永久关闭其位于布鲁塞尔的 70 年历史工厂。此工厂自 2018 年起转型生产电动汽车，曾被视为公司电动化转型的起点。然而，由于市场需求下降与经营压力加剧，奥迪在 2024 年第三季度的营业利润仅为1.06 亿欧元，暴跌了 91%。此次关闭决策导致 3,000 名工人失业，并影响到浙江泛洋、太仓中集与青岛新华冒等企业，这些企业即将面临大规模裁员。

另根据“ x ”@YesterdayBigcat，在 3 月 3 日至 4 日期间，浙江、四川和山东的制造业工人相继发起罢工，抗议企业大幅降低工资。浙江嵊州的小笼包行业因行业统一降价，导致剡花食品有限公司将计件单价从 0.08 元降至 0.07 元，工人收入减少约 1,500 元人民币，最终引发连续两天的罢工。工人指责，此决策由“嵊州小笼包协会”主导，涉嫌行业压榨。
同时，四川长宁和山东菏泽的制造业工人也因薪资问题罢工。长宁的门业工人要求恢复原有工资，而山东菏泽东明县的服装厂工人则因计件工资下降而停工抗议。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劳资关系日益紧张。

而“ x ”@muyang909 指出，深圳的出租车司机近日集体发起抗议，对网约车平台的低价竞争表达不满。随着网约车市场价格战加剧，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严重受影响。司机表示，“客少车多，无法生存”，因此大批司机聚集在公司门口要求退车。
最后，根据“ x ”@YesterdayBigcat，3 月 1 日，中国多地卡车司机宣布停运，以抗议过低的运价与货运平台高抽成。自 2 月下旬起，已有大量司机在社群平台上号召同行参与此次行动，希望透过集体罢工向相关企业施压，提高运费标准。
罢工当日，有司机表示，他们发现部分公路上的货运卡车数量减少，但仍有不少司机因经济压力未能加入停运行列，导致平台接单情况未受明显影响。这场行动凸显中国货运行业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即低运价与高抽成使司机收入难以维持，导致行业内不满情绪升高。

中国工人的这些困窘，根本上都在于劳工权利保障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低下、收入水平相较物价（尤其房子等刚需品价格）的微薄。这些国家社会的生产与建设者，并不能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而这不仅让工人自身陷于困窘，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内需，其中内部消费是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动力，且最为根本和稳定。但由于中国工农等大众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足，所以消费能力和愿望也偏低，继而影响经济繁荣。只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也让经济不稳定和畸形。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美国财长耶伦等人，都曾疑惑过中国为何拒绝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和改善经济。
而中国之所以拒绝加强保障和提高福利以刺激消费、发展经济，是因为其构建的“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优势”为基底，尽可能压榨平民和弱者、以低收入和零福利刺激人们拼命劳作换取温饱。如果给予劳动者更多收入和保障，也就不再有“低人权优势”。
若更进一步的揣测，也是希望以类似于古代秦国专制设计师商鞅的“疲民弱民辱民”之策，或按照现代政治经济术语定义的“饥饿政治”，有意压低国民收入和保障，削弱国民生存能力，以使国民长期生活在贫乏和不安定状况下、没有能力独立和有尊严的生活，只能成为现代化下的某种形式的新式奴隶，必须通过依附体制、依赖强人、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精致利己，以维持基本生存，而无力表达不满和反抗。
在“低人权优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下，中国工人常年工作在“血汗工厂”中，没有劳动者应有的尊严、保障，收入不抵贡献。发生工伤事故，有时根本得不到赔偿和善后，有时能够得到一些补偿但不足以弥补工人损失。一些工伤致残的人更是丧失劳动能力、后半生都极为凄惨。这些都实实在在损害着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虽然最近十几年，中国劳动仲裁机制和司法体制有了一些进步、规范化和实效性都有提高，但仍很有局限，且受益者主要是白领阶层及其他正规企业的中层及以上人士，大多数劳动者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讨得公道。
如果说在1980-1990年代，由于中国过于贫穷落后，也尚未完全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和融入全球化，过渡期间以强调效率、发展经济为主，劳动者也急着满足温饱而无暇考虑更多权利，尚可理解。但进入21世纪，中国已全面现代化、国家日益富强，作为国家最主要贡献者的工人（包括农民工），显然应当更多更公平的分享劳动成果，而非继续做“血汗工厂”的奴工。许多在“富士康”工厂代工苹果手机的中国工人，却买不起苹果手机，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而同时，美国工人工作不到一周，所得工资即可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而所谓“福利养懒人”问题，在非国企的工人及国企的外包工人中，基本并不存在。或者说，中国工人的保障程度，还远没有到将“福利太高养懒人”加以重点考虑的水平。这就像对一个常年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人，不积极保障其进食救命，却考虑其营养过剩会得肥胖症、糖分摄入过多会有糖尿病，显然是脱离现实的杞人忧天，颠倒了事实、搞错了重点，影响了当务之急的救助。
生活在“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工人，遭受着权贵和官僚、本国资产阶级、外国势力和资本的多重压迫，还遭受这些势力所雇佣的打手及黑恶势力的直接伤害，既有世界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工人遭受压迫的普遍性，也有在中国极权和丛林模式、名义上“社会主义国家”“形左实右”政策迷惑、严密的专制压迫和控制下被剥夺更多权利自由、被压榨程度更重、反抗更难的特殊性。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工人有以结社和罢工等形式反抗的更大正义性。
处在恶劣境况中的中国工人，发起过不少次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最近十年中，以2018年深圳佳士工人罢工、2022年底河南“富士康”等全国各地工人抵制“清零”政策与配合学生和市民“白纸运动”为典型。前者有数千工人、学生、毛派人士参与，后者参与的工人有数以万计。但像这样大规模且对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罢工，确实是少数。大多数罢工都只有数十至数百人，且往往只为具体的利益，而没有政治性或长久的诉求。
中国工人难以抗争，根本上当然是专制体制的压制。严密控制和监视社会，对于工人运动更是严防死守。以工人运动起家，却最害怕工人运动。严禁任何形式的独立工会出现，哪怕是松散的结社也不允许。近两年，外卖骑手这一行业劳动者多次组织集体抗争，一些骑手结成非正式的组织，为外卖员争取权利，但很快被警方“破获”，骨干成员被拘捕。而前述的佳士工运和“富士康”罢工，工人组织也都被摧毁、主要人物被捕。

但另有一个阻碍中国工人抗争的因素，是颇为值得提及的。那就是中国社会中，无论精英还是平民、建制派还是自由派，普遍秉承的主张弱肉强食、丛林法则、自我奋斗，及崇尚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而同时极度鄙夷平等公正、照顾弱势、福利保障，这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泛滥。
经历激进共产主义政策的极左时代后，中国人在遭受创伤后变得对于左翼、社会主义、平等极为厌恶，不仅反感极左极权，连带也对主张以和平渐进方式改良社会、促进公平的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高福利、劳工运动与权利保障、女权与妇女权利保障等，“恨屋及乌”的厌恶和远离。哪怕这两种“左”有着天壤之别，但人们并不加以区分。
尤其是本应代表中国良心、批判黑暗、呼唤正义的中国自由派/政治反对派人士，大多数就是反对高福利、良好社会保障、劳工权利、罢工、组织工会权利的。他们认为这会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绝对平均主义”，会损害劳动积极性，会损害勤劳者和富人的利益，变成“养懒人”。这些人还非常反对罢工，认为损害社会秩序、破坏经济，更将工会视为“洪水猛兽”。
这些人在认知上也出现严重偏差和错位。如今中国的问题显然是社会不平等、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急需得到保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更加重视公平，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等。而他们却还在强调“不养懒人”、自由放任、减少税收。这些人还混淆了国企工人贵族和非国企的民营经济下的工人，以毛时代的工人及如今占中国工人少数的国企工人的待遇和怠工，遮掩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中国工人工作辛苦、生计艰难的事实。
而这些中国自由派和反对派人士，也严重缺乏对于工业革命后国际工人处境变迁及工人运动史的了解，不知道在极左暴力革命之外，还有更具规模、更有影响力的非暴力的劳工抗争、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以斗争、妥协、改良为方式的阶级调和与促进公正的进步路径。他们没有看到19世纪中叶尤其20世纪中叶以来，以和平方式为主的民权运动、平权运动、劳工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人权和平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也没有看到中国的问题并非极左共产主义，而恰恰是工人农民生活艰难，需要发起阶级抗争的事实。
在反对劳工权利、反罢工、反工会问题上，政权和自由派，居然达成了高度一致。这不得不说是非常讽刺的事。

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尤其自由派精英的这些看法，不仅停留在个人观念上，也实实在在影响了现实，阻碍了劳工权利的伸张和实现。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无论其发表反对工人运动的言论，还是拒绝参与和传播中国工人反抗的活动，都显著阻碍了中国的工人抗争。
工运有利于维护劳工权利、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和谐、推动自由民主
罢工和组织工会在内的工人运动和工人团结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维护权利非常重要。无论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不可能单凭法律保卫权利。法律的制定、解释、实践、修改，也都在于各方的博弈。
而二战后欧美及许多亚非拉国家，工人运动有力维护了劳动阶级的权利，也即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权利，且并没有牺牲少数人的权利。如欧洲人民之所以在战后过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下的生活，正是在于工人的抗争，以及资本主义统治者担心高举工人权利旗帜的苏联红色政权渗透，而对本国中下层劳动阶层的妥协。劳工权利的改善，也直接和间接助推动了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族裔、LGBT群体等弱势者权利的改善。这些群体中的劳动者直接受益，而非劳动者也在劳工权利抗争和受益过程中，得到了启迪和帮助，由边缘和受害，迈向平权。
欧美二战后高度发展和繁荣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代，与国际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及社会福利迅速提高时期重合。而工运和工会衰落的1980-1990年代，恰是欧美贫富差距拉大、资本主义国家新的社会矛盾和新危机萌芽和逐渐恶化的时期。虽然欧美的兴盛与危机并非全由劳工待遇和公民福利保障决定，但其起码是一种原因、一个方面。
二战后各国经济能够持续繁荣，还在于劳动阶级为代表的中下层人士有了更多收入和保障，人们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劳动产品有了更多更稳定的销量，形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以前因为产品积压等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减少、程度减轻。而劳动阶层普遍有了钱、可以买消费品、享受生活，与富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所缩小、阶级矛盾缓和，也就不愿再冒着死亡、受伤、坐牢风险参与暴力革命或制造致命骚乱，社会也更加安定和谐、国际关系也更为和平。这恰恰避免了发生苏联、中国、东南亚等地残酷革命的危险和潜在悲剧。
欧美等国的工会及罢工，虽然也有一些弊端，如确实一定程度影响了劳动积极性，一些人宁愿吃福利也不肯工作（虽然福利仍然远低于工资），但瑕不掩瑜，整体显然利于劳动阶层利益及整个社会的可持续繁荣。劳动和生产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人民的幸福、全民的平等和谐，而非为了少部分人的暴富和骄奢淫逸，不能为提高效率而不择手段。罢工及工会有弊端，也可以加以检讨和改良，而不应否定其本身的必要性，不该因噎废食。

在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为国家发展建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普遍没有得到与贡献匹配的待遇，权利时常受到侵害。中国广义的工人阶层也是当今社会的主体人群，人数已超过了农民阶层。中国工人的处境和选择，某种程度也代表着中国人的境遇、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中国若要结束专制和不公不义，实现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也缺少不了对中国工人利益的考量、中国工人的参与和抗争。
所以，无论从工人自身利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以及参看其他国家工人抗争及取得的成果之前例，工人拥有组织工会、罢工的权利，以及言论、新闻出版、组党参政等自由，都是必须、必要、有益的。工人结社、组织工会、集体抗争，也是对抗强大的资方甚至政府和国家机器的需要。
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罢工和组织工会，本就是劳动者固有的“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即便没有各种功利性益处，也是应予保障而不可剥夺的。
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都应当得到理解、尊重、支持，而非怀疑、鄙夷、批判。而中国无论毛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其工业体系与工人待遇都较为特殊、存在双轨制、对待工人与其名义意识形态不符（甚至相反）的情况，不应不加仔细分辨的判定。基于错误的认识，也不可能给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方案。
面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模式”和“低人权优势”对中国工人、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弱势群体的剥削压迫，人们更应支持中国工人等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抗争，对抗弱肉强食的、充满不公不义的、导致人与人尊严、贫富、人权差距都很悬殊的“中国模式”，让中国劳动阶级不再是工厂的“人肉电池”和权贵的“韭菜”，真正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劳动者有了充分的保障，也能更多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中国经济也能更加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也会相对和谐。

迷茫的维修

这个翻译真牛逼，

大色猫

核心是：

当发生工人罢工和抗议时，政府还派警察甚至武警协助维持生产秩序、弹压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