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郑智化无须道歉
10月25日，台湾歌手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深圳宝安机场，作为轮椅旅客的他，在登机时遭遇窘境。他搭乘的航班停在远机位，机场为残障旅客提供的升降车与舱门之间有25厘米的高度差，轮椅推不进去，腿也跨不过去，他“连滚带爬”才登机。机场方面当天两次致歉，解释升降车和舱门之间保持高度差是基于安全操作规范。机场将立行立改，试点启用有一定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解决高度差带来的不便。
事情发展到此，本是一个由个体发声，推动残障人士被看见、推动无障碍公共服务改善的良好契机。但10月27日，郑智化发文道歉，称自己“连滚带爬”用词不当，是他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
这一看似“反转”背后，是郑智化登机视频的广泛流传。网友说，他并没有连滚带爬啊，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随后，舆论对郑智化的指责铺天盖地：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
郑智化真的需要道歉吗？他言语间是有情绪，升降机不抬高或许确实是出于操作规范，服务人员也在帮忙，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从个体的角度说，只要郑智化愿意，他当然可以选择为自己激烈的言辞道歉，但不是必须道歉，更不必因舆论批评道歉。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厘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我们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里，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时，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祸有应得。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这种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
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设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有人抬腿”才能通过。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社交媒体上有一条评论说，其一位朋友在机场遭遇过因升降机坏了不得不被工作人员抬上飞机的经历，这位朋友觉得很难堪，此后尽量避免坐飞机。当我们站在残障人士的视角，就可以理解“有这么多人帮忙，不感谢还吐槽，不识好歹”的想法是多么谬误。协助有需要的人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残障人群更希望的是一个可以支持他们自主出行的环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理念到位了，办法总比问题多。类似机场升降机和舱门高度差这样的场景，一块坡度板就能减少很多窘迫，国外很多机场都是这么操作的。不可否认，机场的安全规范应当遵守，但安全规范不应成为忽视特殊群体需求的理由，机场有责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满足残障旅客的无障碍出行需求。
郑智化在致歉信的结尾说“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交给社会各方讨论”，若能如此，这将是此次公共事件最大的价值所在。郑智化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8500万残障人士困境的缩影。舆论对郑智化汹涌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我们社会对残障人士观念的误区。在对残障群体的包容和支持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我们不是已经“足够好”，而是“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2019年，致力于截瘫患者回归社会的公益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时因无障碍路口被占，他开着轮椅另寻他路，不幸跌落辞世；2021年，一位昵称为“轮椅小仙女”的脆骨症患者，在深圳因无障碍通道设施破损致轮椅侧翻，摔落身亡。每一起悲剧都是对文明底色的拷问。如果在郑智化风波中任由舆论失焦，既不可能充分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也不能推动他们福祉的进步。
今天，郑智化的舆情还在发酵，经观的一篇评论《郑智化无须道歉》上了热搜，说明几天下来，舆论的风向有点转过来了。
在我看来，这事已经跟郑智化没关系了，接下来的讨论应该是：
无障碍设施的现状和提升。
这不只事关残障人士，对于母婴出行，甚至是失能失智老人的出行，都有莫大的意义，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有建设性甚至推动公共服务升级的讨论。
然而并没有，很多人还是揪着郑智化不放，肆意宣泄情绪，挺无语的。
而且从他们的言语中，我发现了对残障人士深深的误解。
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完全忽视残障人士的自主性。
什么叫残障人士的自主性？
就是残障人士有自己独自出行的能力和出行方式的选择。
在这次深航事件中，很多人都是以健全人的思维在想问题，直言：
都把你扶进去了，还要怎样？
在他们看来，只要残障人士进到机舱里了，不管是推进去的，还是挪进去的，或者是提溜进去的，结果不都是进去了吗？
但这对残障人士来说太不一样了，因为他失去了自主性。
为什么这个自主性对残障人士很重要？
因为残障人士一旦无法自己出行，对于别人就是一种拖累或者负担，甚至是麻烦，而此后的生活就要完全依赖别人：
这种情形是可怕的，因为充满了不确定性。
以家人为例：
有的家庭有能力、有意愿、有耐心去帮助残障人士，但是很多家庭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甚至哪怕一开始可以，时间久了也就不愿意了，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
以别人为例：
有人愿意帮助残障人士，有的人不愿意帮助残障人士，这种帮助也是随机的，就看遇到什么人，处在什么环境中。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把自己的出行能力和意愿交给这种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等于失去了生活的尊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障碍设施这么重要，因为它保障了残障人士最基本的行动自由，它比社会的宽容和关心更重要。
有人说了一个数据：
中国有8400万残障人士，意味着每16个中国人就有1个残疾，为什么大家在街头上都看不到他们。
就是因为很多人失去了这种自主性，只能困在家里苟活，你怎么看到他们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忽视残障人士的尊严，甚至觉得他们矫情。
郑智化没有连滚带爬，这是人们批评他最大的证据。
其实，残障人士因为身体残疾，心理都是比较敏感脆弱的，不希望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展示自己的残疾和窘态。
健全的人别说残疾了，我有个同事头顶谢秃了还去贴个假发，不愿意让人看到他的地中海，何况是要让别人看麻痹萎缩不能行走的双腿呢？
眼尖的网民从监控视频显示的时间发现，视频是以两倍速度播放。如果按原速播放，郑智化实际在登机口滞留了三分钟，地勤和空姐花了更多时间商量对策。有网民认为，这说明航司并没有针对残障人士的预案，“全靠现场想办法”。
中国轮椅击剑运动员金晶则在她撰写的时评中，以残障人士视角重现当时的画面：“眼前这一级台阶拦住了你的轮椅，所有人都看着你。背后还有许多乘客在等待。你不想被围观，也不想让后面的人多等，于是吃力地撑起拐杖，拖着不受控制的脚尝试上台阶……这时有好心的工作人员意识到你的无力，赶来帮忙，帮你把脚放了上去；但你还要继续拖着脚缓慢地挪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换作大家在这个场景体验一次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觉得狼狈不堪、连滚带爬？”
郑智化在另一条微博补充，此次争议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他多年来在各地机场的亲身遭遇。
他说，自己因罹患小儿麻痹症，不穿支架无法行走；但南京机场工作人员却要求他将金属支架过X光安检，否则不能上飞机。新疆机场安检要求他把拐杖托运，但他在飞机上必须撑拐杖才能自行上厕所。在上海机场，安检人员花了半个多小时检查他的支架，他提醒说“我飞机快赶不上了”，但对方只是冷冷回答：“这位旅客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郑智化写道，他尊重机场安检必须严密，“但是残疾人也是人，我们是旅客不是罪犯！”
除了严苛的安检，远机位也令郑智化深感困扰。他说，他体谅机场廊桥不够用，飞机必须停在远机位。大机场有升降车可以协助轮椅人士，但遇上设备不足的机场，他有时必须顶着大雨和风寒，从机舱走下楼梯，再走到摆渡车，“根本是一场艰苦的马拉松之旅”。
郑智化在两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以轮椅代步。早在1990年代，他就因创作出《水手》《星星点灯》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走红两岸，近年来仍频频到大陆演出。
郑智化发帖投诉深圳机场后，同为轮椅歌手的李琛第一时间留言支持，指他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对此感同身受。“无障碍设施、服务意识及配套措施还需提高且长期重视！”
2017年，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曾公开表示，中国残障人数量约有8500万，占总人口的6.34%，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
不过，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卢林去年告诉《华夏时报》，上述统计数据是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结合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残疾人占比推算而出。相关统计已从2010年沿用至今，已经严重滞后、亟待更新。
至于中国各地的无障碍设施数量和覆盖率，目前也缺乏权威官方统计。根据2017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有关残障人士出行的调查，73.2%的受访者很少在公共场所见过残障人士。
2023年9月，中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正式实施，这是中国首次就无障碍环境建设制定的专门性法律。其中就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各类建筑、道路都应建设或改造无障碍设施；公共交通运输工具需要确保其中一定比例符合无障碍标准。
城市数据智能平台“城市象限”去年对10名轮椅出行人士采集的北京出行数据显示，轮椅使用者出行会面对道路狭窄、坡道不合理、地铁车厢无障碍座位被占用等问题。有网民直言，许多城市的无障碍设施沦为摆设，并没有真正惠及残障人士。
视障脱口秀演员黑灯去年曾在演出中吐槽，一些城市的不锈钢盲道雨后十分湿滑，盲人走在这类盲道上“跟溜冰没有任何区别”。节目播出后，深圳市福田区陆续把当地的不锈钢盲道换成水泥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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